2002年9月，一名身着普通西装的中年男子匆匆走出一栋高档公寓，脚步急促却不失从容。

  他的行李异常简单，除了一个黑色手提包和随身证件，再无其他。没人会想到，他是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。

  他离开公寓后，没有留下跟任何人告别，最亲近的家人和情妇杨珊对他的去向毫不知情。

  16岁那年，高庆林考上了大学，攻读电力专业。那时，他下定决心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命运，为此，他将名字改为“高严”，以此激励自己对待人生如同名字般“高标准，严要求”。

  四年后，从大学毕业的高严被分配到吉林热电厂，担任一名技术员。彼时，中国电力行业正处于急速发展的阶段，而电力专业人才却十分稀缺。

  高严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勤奋的工作态度，迅速在厂里崭露头角。23岁时，他被任命为厂团委书记，开启了自己的仕途之路。

  1967年，高严被下放到基层劳动，两年的磨砺让他积累了更多实践经验。1970年，他重返热电厂，担任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。

  这一次，他更努力，将这段挫折转化为成长的动力。五年后，高严升任热电厂副厂长。

  次年，33岁的高严又因能力突出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，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。

  1975年，吉林省电力工业正迎来改革与发展并存的关键时期。高严以副局长的身份肩负重任。他通过频繁调研、制定规划，推动全省电力设施的现代化建设。

  在接下来的11年里，他稳步积累经验，并于1986年正式升任局长兼党组书记，成为全省电力行业的一把手。44岁的高严此时已经在电力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  1988年，高严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，开始参与更高层次的行政管理。次年，他升任吉林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，同时开始了吉林大学的函授学习，继续深造以提升个人的理论水平。

  1992年，他以50岁的年龄出任吉林省省长，成为吉林省的“二号人物”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他还通过吉林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学习，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。

  在担任此职不久后，高严在电视台举办的一场公共活动上首次遇见了杨珊。杨珊作为当地知名的电视台女主持人，她的举止优雅、谈吐不俗，深受观众喜爱。

  两人初次交流即显得十分投机，此后频繁相遇，关系快速地发展。尽管高严已经有家室，但他和杨珊之间的关系却在不断升温。

  高严向杨珊表达了对她的特殊感情，并承诺，虽然无法与她结婚，但会尽自己所能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好。

  高严确实言出必行。他为杨珊安排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公寓，还有一辆新款轿车。此外，高严还会定期给予杨珊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用，用以保证她能够享受到舒适的生活。

  高严作为省委书记，他需要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，处理省内外的重要事务。尽管公务繁忙，高严总是会设法抽空与杨珊见面。

  杨珊因为高严，她从一个电视台主持人，变成了能够轻松的享受高档公寓和豪车的女性。她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也因此而提升，开始有更多机会与社会各界名流进行交流。

  1996年初，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，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，与香港某公司CEO韩某建立了紧密联系。

  韩某向高严提出，希望能够通过其关系促成一项涉及云南红塔集团的商业交易。红塔集团在当时是中国烟草行业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，业务规模庞大，旗下的卷烟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极高的份额。

  高严权衡之后，决定帮助韩某搭线，并直接联系了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，促成了这一合作。

  高严以私人关系与褚时建展开接触，并提出将红塔集团的卷烟产品销往香港的计划。

  褚时建出于对高严身份的考虑，同意推进合作，并安排集团下属公司与韩某的企业签订了一份涉及12800箱卷烟的成交协议。这一笔交易金额巨大，让韩某在香港市场上获利960万港元，还为红塔集团带来了短期的经济收益。

  然而，这一笔交易完成后不久，组织部门对红塔集团展开了调查，发现褚时建在其他事务中涉及严重经济问题。最终，褚时建因涉嫌违规和经济犯罪被免职。

  褚时建被免职后，红塔集团迎来了新的领导班子，高严很快又紧盯新负责人。他通过秘书黄雨与红塔集团的新任管理层建立联系，再次推动类似的交易计划。

  这次，红塔集团向香港市场出售了7500箱卷烟。交易完成后，黄雨等人通过操纵市场非法获利400余万港元，高严从中拿到了180万港元。

  1997年8月，高严从云南调任北京，担任电力部党组书记、副部长，同时兼任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。高严到任后，单位为他安排了一套宽敞的正部级住房，位于市中心。

  他要求下属公司在上海高档宾馆长期包租一间豪华套房，费用高达每日一万元。套房装饰考究，服务非常周到，累计花费高达84万元，产生的费用最终都被高严转到电力系统公司。

  2001年，高严利用职权，占用下属公司在上海一处价值650万元的高级别墅，这栋别墅占地558平方米，由公司耗资300多万元精装修，同时承担所有后续的管理费用。

  他自己拿出293万元的赃款，在上海购置了一套豪华公寓，用来与杨珊长久同居。为这两处房产的布置，高严特意请人为杨珊量身定做家具，打造一个豪华而私密的生活空间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高严还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为杨珊准备了四辆高级轿车，用以满足她的日常出行需求。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杨珊生活上的便利，他安排了专职司机和保姆，负责照料她的起居。

  杨珊的生活水平更逐步提升，她可以每时每刻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。除了人民币，高严还送给了她大量外币，仅她在香港的账户中，就有10万美元。

  高严还定期前往上海的顶级医疗机构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，下属公司专门派人负责高严在上海的接待和安排，从医疗费用到生活支出，全都由公司承担。

  作为公司CEO，高严极少亲自参与日常事务，而是将权力下放至黄雨。每当需要处理公司事务，高严只是通过电话“高屋建瓴”地提出几条指导意见，然后由黄雨传达任务至公司班子成员。

  电力公司党组成员和副总经理们要想亲自见高严一面汇报工作，几乎变成了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。

  2000年5月下旬，武汉的香格里拉大饭店迎来了一场盛大的会议，会议主题是“强化干部管理、提高干部素质”，由国家电力公司主办，华中公司承办。

  参会的有国家电力公司及其系统内的125名主要负责人和人事部门负责人。这场为期三天的会议，最终成为一场暴露腐败的关键事件。

  会议结束不久，国家审计署对全国电力系统展开审计时，发现这场只有三天的会议竟花费了304万元，其中91万元用于食宿，82万元用于接待，99万元用于礼品，做假账更是耗费了32万元。

  作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，享受到的待遇更是超出常人想象。他的住宿安排堪称“国宾级别”。会议期间，主办方专门为高严在香格里拉酒店预订了一套8000元一天的总统套房。

  这套房间不仅奢华无比，更是为了方便他中午休息，特别腾出专用空间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另一套住房被安排在武汉著名的东湖宾馆，这里曾接待过等国家领导人。

  为了迎合高严的个人喜好，这套特大套房耗资6万元进行了专门布置，房内换上了根据高严身材特征定制的实木家具，床上用品全部更换为高档品牌，甚至连抽水马桶也重新购置了。

  此外，会议还特别安排了华中公司保卫处的两名保安，以及武汉市公安局派遣的两名干警，负责高严的安全事务。

  如果说奢华的住宿和周密的安保已经令人咋舌，那么会议结束后的“惊喜”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

  每位与会代表都收到了一份价值超过3000元的礼品，包括华伦天奴T恤衫、沙驰皮包、名牌剃须刀、高档洗漱用具以及上等茶叶等，这些礼品共耗资99万元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会议工作人员也获得了不同价值的纪念品，而高严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甚至借此机会收受了一台价值约3万元的IBM笔记本电脑。

  他的儿子高新元从1998年开始，频繁插手国家电力系统的工程建设项目。高严明里暗里给予支持，将是否支持高新元参与项目作为干部提拔的隐形标准。

  凡是主张将工程建设项目分配给高新元的人员，都会得到高严的赏识与提拔；而那些敢于反对或背后议论的人，则很快遭到撤换或免职。

  仅4年的时间，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内承揽的项目总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，而从中直接收受请托方的贿赂金额达1080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。

  高严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未曾缺席这场权力掘金的狂欢。他的弟弟、妹妹、女婿、舅舅、表弟以及一部分关系紧密的朋友，共在电力系统内承揽了18个工程建设项目，总金额超过5亿元人民币。

  高严的行为引发了慢慢的变多的质疑，甚至在内部也慢慢的出现反对的声音。他早已未雨绸缪，将大笔赃款转移并藏匿起来。

  他借助杨珊的名义，将部分资金和财物分散存放，以此掩盖真实来源。这些财产包括数百万港币和美元的现金，以及他长期收受的劳力士手表、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。

  为了不引起注意，他利用职权调动了电力系统内部的资源，将部分资金通过复杂的账户操作转移至境外。

  同时，他购买了多块价值不菲的劳力士手表和大量金银首饰，因为这些物品方便携带且易于变现，是他转移资产的重要手段。

  2002年9月，高严离开了住所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也没有携带过多的行李，仅带着几件贵重物品和足够的资金。

  因为高严逃亡选择的时机和方式异常隐秘，所以直至数月后，他的腐败行为才曝光。

  2003年11月26日，经过调查，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正式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。2008年10年30日，杭州市公安局在其官网上发布了高严通缉令。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逃往国外级别最高的官员。

  [1]郑法,薛桂坤.部级贪官高严的腐败之路[J].党建文汇（上半月）,2004(10):30-30